[34]因此，依据《办法》第25条规定而无法报销的往来交通费用，倘符合其他财务制度规定，则高校可通过制定校内财务执行办法的方式，以间接经费的方式补充报销，这可能也是高校在目前国家科研经费使用制度内所能尝试的最大努力。
其一，防御功能是指当人民受到来自国家的侵害时，可以请求国家停止侵害。之后，在反思前两种救济路径的基础上，再提出符合《教育法》的救济路径。
所以，将陈氏父女列为被告是没有掌握案件涉及的核心权利，[36]混淆了案件涉及的公私法。[16]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提出的内容概括性不够强，显得零散甚至有些不全面，第二种观点的用语不够精简，但所指的内容大同小异，涵盖了受教育权的所有内容。所以，无论是冒名者王佳俊及其家长、湖南省及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是贵州师范大学均未侵害到其受教育权利。从案件具体情节中可以看到，罗彩霞并没有向贵州师范大学主张给付分享请求权。齐案判决生效之后的2009年，我国通过了《侵权责任法》。
[15]蒋少荣：《公民受教育权及其实现中的法律关系》，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11]这对祖国大陆大学入学案件的判决与宪法条文的遵守性援引也有一定的启发。(三)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实现宪法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须采取如下具体路径：1.确证《宪法》序言的应有效力作为与宪法正文相独立的宪法组成部分，《宪法》序言集中阐述了该部宪法的正当性。
人类数千年的社会形态的更迭，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第三，共同体成员对于核心价值的接受，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强制作用，而是因其契合了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核心诉求，而得到作为大多数存在的理性共同体成员的自觉认可，进而上升为共同体的导引观念。不可公度，源于相对合理的价值多元观念，也正基于此，现代社会为防止价值歧视，普遍遵循价值中立立场。(三)最为重要的是，为捍卫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个体自由价值，这一规范载体应有足够的能力警惕和防范社会核心价值的自我扩张倾向和复归价值独裁可能。
关键词：多元价值/价值困境/核心价值/宪法价值共识标题注释：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4YJC820039)：社会道德困境的宪法回应与宪法实施问题研究。它提供了个体价值实现的多种路径，构成了早期资本主义全方位发展的动力机制。
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可以讲人权作为富强、民主和文明价值的统领，明确三大领域的共同性的根本关注，即共同体成员的人权保障。也正因如此，核心价值在某些场合往往与稍显滞后的大众观念处于紧张关系之中。这一逐步扩展的过程内在的机理是，作为社会深层次结构的观念变动，核心价值必须要向社会阐述自我的正当性，它聚焦于社会成员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向社会讲述为什么对，等同于进行是非判断并讲道理。
[7]76如上所述，在现代社会尊崇个体主义的语境下，实难寻找作为诸种个体价值之共识的所谓普遍理性。⑦这一理由中立，也是程序框架的中立，他无法否定这一理由中立所导致的结果不中立——某一基于这一中立程序制定的公正政策对一些生活方式的限制要比其他生活方式来得更多。社会主义公有制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但已经无法全面调整这一阶段的经济关系。具体而言，承载宪法价值体系的宪法序言与作为规范体系的宪法正文之间的关系是价值选择—规范体系的二元结构。
内容提要：当代社会价值困境，是个体价值渐次遮蔽社会核心价值，最终陷入社会价值共识虚无的状态。个中缘由在于，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深入人心，加之在人们对宪法价值体系及其效力缺乏必要认识的情景下，单薄的宪法文本规定，尚无法突破现实中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窠臼和体制障碍。
[5]哈贝马斯实则是转换了共识寻求的路径，在共识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方面进行了程序理性的补足，不过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罗尔斯式的矛盾。在理论脉络上，大致形成了以重叠共识论(罗尔斯)、公共领域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论(蒂利)等为代表的学说。
在此前提下，多元价值如何并存，串联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线索。[13]260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和个体层面的思想道德教育两个方面，之所以如此区分，是以个体的学识和思想品德为划分依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价值理解，可缓和经济偏斜发展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剧烈冲突，可以视为最为强势的经济系统为实现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所做的自我规约。第三，多元价值无序竞争所致的恶性循环局面，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将现代社会推入社会共识虚无的深渊。这是由体制性的偏颇，具体而言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绩考核的负面效果所致。由此，宪法作为根本法，实质性地具备了指引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确证了由其指引的改革的合宪性，亦将政策性的社会核心价值的传播渠道转换为符合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宪法实施。
可见，现行宪法指导思想和宪法基本原则，是在相对宏观的层面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生存和发展诉求的确证，而富强、民主、文明则是对此的具体化，是宪法的具体价值的表达。这一结构调整的意义在于，可以将人权申明为中国宪法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目标定位，当然，这一人权远非西方意义上的人权。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仍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并涵盖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和正大力发展的非公有经济，是对当下经济改革最为全面的表达。这一过程，凸显出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向度，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程序正义的来源。
这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上重新阐释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价值构成。原文参考文献：[1]［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秦越存.解决西方现代伦理危机的实践哲学进路[J].伦理学研究，2009,(4):10-14.[5]［德］哈贝马斯.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J].江绪林，译.哲学译丛，2001,(4):24-34.[6]［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张静.社会言论：正当性理据的变化[M]//.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0]门中敬.宪政宽容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2,(2):4-17.[12]韩大元.宪法与社会共识：从宪法统治到宪法治理[J].交大法学，2012,(1):7-21.[13]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张明澎.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秦小建(1984- )，男，江苏省如东县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院讲师，湖北武汉 430073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进入专题： 多元价值 价值困境 核心价值 宪法价值共识 。
事实上，正是宪法通过程序性框架提供的公共讨论的论坛，才为各种价值的相互讨论和辩驳，及至最后达成的共识，使宪法具有一种自我调适和变革的能力，较好地保证了共同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之间的总体平衡，起到了有效方法‘歧视与不宽容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宽泛解释和缺乏明确的宪法定位是其主要问题。七、社会核心价值入宪与宪法价值体系的完善社会核心价值与宪法的双向互动关系表明，宪法应以妥当方式表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宪法实质性的价值共识，以此克服社会核心价值被个体价值遮蔽的价值困境，并促进宪法的实施。美国学者格伦顿教授最早对权利话语的泛滥做了系统反思，参见［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另一方面则无视现代价值选择两难的迷茫，鼓励了价值相对化，从而导致现代价值危机日甚。这是一种对于社会发展和成员整体福祉的必要性把握。
这不但扰乱了改革的整体筹划，甚至还因此消弭了人民的改革共识和集体认同，改革的动力资源不断流失。1.宪法价值体系的纵向结构局限以宪法指导思想所确认的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根本任务为连接点，宪法指导思想与宪法基本原则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结构关联性。
作为社会底线道德法则，社会主义荣辱观乃是文明价值的应有之义，宪法文明价值必须对此进行确认。当代中国国家基本治理方略选择了依法治国，在此语境下，依靠作为话语共识并具有根本法意蕴的宪法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符合现代国家的法治运作逻辑，亦可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要求，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话语转变为可资实施的宪法话语和法治话语，由此有效克服传统宣传模式的空洞化倾向，并使其具备作为社会共识之基础，因而成为适宜选择。
这可谓是自由主义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在。另一方面，如果纯粹强调公共理性的中立地位，那么立刻就陷入哈贝马斯所言的合法性危机中去——哈贝马斯将罗尔斯对于稳定性问题的追求视为功能主义(工具主义)，而这将‘导致正义论失去认识论的意义，进而丧失理论上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袁贵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12]就此而言，有关宪法价值的共识，不仅仅是基于人们的同意、通过严格的立宪程序而达成的有关宪法的形式认同，而是在宪法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动态互动过程中不断被建构起来，以宪法为载体，以社会核心价值为底蕴的实质认同。
这正是价值冲突非但不能被消解、反而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的逻辑。它克服了价值一元论下的僵化倾向，成为社会进步的活力源泉。
人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身规定或宪法实施制度不尽如人意。然而，这一观念仍然无法否定所导致的结果不中立——某一基于这一中立程序制定的公正政策对一些生活方式的限制要比其他生活方式来得更多⑦。
现代社会将道德判断交由个体，这就意味着个体必须承担道德选择失败的责任。宪法未能有效地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意蕴，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宪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装饰，二者的实质性关联并未得到体现。
